全球正在上演一幕针对开放式办公空间的“迫害”，《卫报》《独立报》《每日电讯》《每日邮报》《商业周刊》等主流媒体纷纷报道，“我们在开放式办公空间里一事无成”，因为它影响我们的注意力、工作效率和身体健康。此前进行的一些专业研究，是导致人们攻击开放空间的主要原因。

    早在2011年，就有一份丹麦的研究报告称，在对2403名丹麦员工进行调查后发现，在开放式工作环境中的年均病假时间（8.1天）比封闭空间（4.9天）长得多。

    2013年，Gensler公司发布的美国办公环境调查则指出，通过对2035名员工的随机调查，研究者认为“全美只有四分之一的员工拥有较为满意的办公环境，而其余的人无论工作效率、创新性，还是参与度，都受到了环境的不利影响”。

同一年，悉尼大学的Jungsoo Kim和Richard de Dear也得出研究结论，“开放式办公空间并不像一些业内观点认为的，能够促进员工间的交流，与封闭办公室相比，人们认为后者更有利于交流互动”。

    虽然在丹麦的研究中，对于肥胖和抽烟等相关因素进行了充分考虑，但在接受调查的员工中，拥有封闭空间的人大都是高层白领，与开放空间的人相比，他们对于自己的假期更有控制和把握的权力。

研究人员指出，开放空间中导致病假的因素包括噪声、病毒、通风、隐私和社会心理等多个方面。其中心理上的原因在于人与人之间物理隔离的消失，使他们失去了自主权。然而，这种自主权并非封闭空间所能给予。

    Gensler的报告综合了多年的数据，其中引用了CoreNet Global的一份调查数据，“从2010年到2012年，人均办公面积从225平方英尺下降到了176平方英尺，到2017年将下降到100平方英尺左右”。这显然是一种错误，因为并非所有开放空间的人员密度都在增加。澳大利亚的专家在研究员工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时，似乎也没有完全考虑空间内人员密度的问题。

     事实上，在很多其他研究中，办公空间的趋势正在向开放式场所发展。之所以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是因为开放空间并非单纯的空间大小这一个变量，还有其他变量需要充分考虑。

    从物理空间上看，开放空间的研究参数包括人员密度、开放的程度、办公桌隔断的高度、桌子的大小、屋顶高度、空间布局、楼层面积、工作站密度、室内道路、现场人员比例（休闲区、会议室、专属办公室等）、照明、通风系统、空间颜色、内饰、品牌等。更为重要的是，开放空间还受到一些组织层面的因素影响：工作角色与职能、团队大小、管理方式、所在产业、自主性与责任、工作时数、薪酬与资金、职业道路等。如果开放空间的某一个方面存在问题，我们就不能对之全盘否定。

    如上所述，人员密度与开放空间的效果息息相关。当然，过于密集的空间内，必然会带来噪声、拥挤、楼层服务压力大等问题，影响工作效率。所以，不能将开放空间设计与高密度相混淆。但是，我们也不能认为高密度是完全错误的。在呼叫中心、销售行业，这种高密度的工作环境可以聚焦工作能量，促进核心任务的完成。不过，如果楼层面积允许的话，这种空间内的服务设施要好，层高要更高。有人认为，这种环境适合所有员工，而小办公桌会让工作更有效，这种认识也是错误的。

     总之，开放式办公空间无罪，错的是对它的不恰当使用、管理的缺乏和设计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