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式办公室，办公景观以及自动化工作区域

死板的泰勒主义式办公室逐渐让位于一种官僚主义程度更低而更自由和共享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开始出现在二战前。这个构想影响了职场的概念以及它的形式构成，在三个层面进行了优化：员工的心理；计划型劳动的运作以及如何用建筑表达；技术和形式方面的考虑。早期能反映出这种工作场所中这些新元素的优秀案例无疑是赖特设计的詹森公司行政大楼(Johnson Wax Administration Building)。此时赖特颠覆了拉金大厦那种死板的平面，引入新的内容，而这个内容成为随后几十年里重要的研究主题：一个进深大的主要工作空间，雇员在其中没有被逐个分隔开。赖特在这部分空间娴熟的处理手法标志着职场空间品质的重大提升：他完成了一个非机械的、有机的环境的定义，和前期的泰勒主义实践大相径庭。

詹森公司办公空间的里程碑意义有两重，一个是策略上的，另一个是象征意义上的。一方面，把雇员聚集在一个空间里提高了生产力（据赖特，比传统办公格局提高了大约15%。），还提升了空间用于处理文件的功能。另一方面，更好的空间质量有助于传达革新、激励等用于提升公司集体形象的品质。而詹森公司便是通过它的设计启示了一种人造自然的设定，把办公建筑转化为公共建筑——如“在林中享受新鲜空气和阳光”[17]——这解决了封闭空间、人造自然环境与雇员作为人的需要三者之间的矛盾（图5.7）。这种类型的办公室在当时好评如潮，影响力巨大，对当时简化泰勒主义模式的倾向提出了挑战。[18]指导整个设计的准则深入到细节，包括定做比常规尺寸还大的桌子；整合照明和档案系统；以及精确的完成面（图5.8）。每个办公职员的绩效是泰勒主义重要的构成部分，由于设计者们质疑其过度消除个性的工作环境会导致缺乏积极性，它将重新接受检验。

5.7   主要的工作空间。詹森公司行政大楼，由赖特设计。威廉康星州，拉辛(Racine,Wisconsin)，1939。相片由S. C. Johnson Co.提供

5.8   詹森行政大楼的工作区域。由赖特设计。相片由S. C. Johnson Co.提供

在20世纪30至40年代，美国发展出有关人际关系和员工积极性的理论。一方面受到弗洛依德心理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对泰勒主义的一次应激，反对其对于员工的态度和认为员工只是生产线上的一部分、机器的延伸的观点。这个时代所展开的实验研究揭露了设计所忽略的心理学上的基础，它将作为一个崭新领域的问题受到重视。第一轮筛选和评估试验展开，它以个人的特质为基准评估了雇员在某特定专业的合适程度。雇员的积极性这个概念被重新思考，目的是试图在工作环境、公司晋升和等级制度三个方面满足个人期望，换句话说，也就是提升质量和竞争力。因此，人际关系以及如何将它转化为办公空间的问题得到越来越多关注，这一趋势超越过去泰勒主义的方法，受到商业认可。

将管理人员和职员在空间上分离的习惯随后改变了。管理者仍然分隔在不同的区域但根据新的设计模式他们如今能和其他职员保持视线联系——通常是在密闭的玻璃办公室内。虽然管理者仍然对其职员实行监视，但职员也给管理者施加了压力，他们不得不表现出对工作尽心尽力以树立起榜样。

办公室设计的这种转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质疑了泰勒主义的“极小任务分解(minimum-task breakdown)”的概念，即是将一项工作作为一个整体细分成独立的任务单位。团队合作（不纯粹是按部就班的团队合作）开始作为一种新模式被认识和研究，它克服了原来流水线生产模式固有的死板且缺乏运动的缺点。为了适应“多工序的工作(long-range task)”，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出现，其原则是负责整个工作循环的以及任务可以互相替换的员工组合成相对自治的组团。这些组团受到的监视比以往少，而且不同等级的人员之间有更多的互动。这种内部自我调节的“组合式工作系统”能够避免过度专业化所带来的错误，成为一种最基本的生产单位。[19]这种组合方式第一次试用于工厂，后来用于办公室。员工可以根据工作类型和团队形式重新组合，取代原来的阵列排布形式。这终结了静止的、线型的办公室空间，员工原来被迫固定在一个位置整整一天，甚至整个人生，假如按照最为严格的泰勒主义的原则来说的话。

二战后，办公室格局以聚集个人工作空间、结合私人办公室和会议室为特点。它拥有规律的几何秩序但不是生硬的线性排列空间。为了提高生产力和建立一个良好的公司形象，工作室抛弃了机器般的特点，变成舒服的空间，这样就能够代表公司自身良好形象（图5.9）。所谓的开放式办公室如今成为被大量高素质白领阶层主导的经济所控制的社会和城市模型的一个标志。（在美国，白领工人的数量在1956年首次超过蓝领工人。）在20世纪40年代末，这种修正了泰勒主义的新的处理环境的方式，在商业促进的科技进步下逐渐实现。在战后恢复期过后，这些科技开始呈现出一种整合、合并的趋势。

5.9   50年代的开放式办公室。

综合HVAC系统的广泛使用——通风设备，加热，冷却和加湿——无疑是这个时期技术发展最为杰出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有两个特别的系统发明促使了它的出现：荧光灯和吊顶天花。荧光灯首次在1938年生产随后进入市场。它不仅颠覆了照明标准，而且消除了白炽灯的热负荷。因而节省了能耗，使得空调和通风设备更多功能并存。统一的荧光灯照明降低了自然光的重要性，办公室的房间深度不再只由与外墙的距离所决定。第二个重要发明，吊顶天花，使得设备和室内空间组合更灵活。[20]开放办公室有了吊顶天花，能源可以实现统一供给，还取代表皮成为这种类型建筑结构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吊顶天花的出现，已有的关于建筑表皮和核心筒，框架和可用空间之间清晰的空间关系开始瓦解。

一个无差别的人工室内环境对于开放式办公室是必不可少的，它必须具备一个可根据时间或是能激发积极性的公司形象而改变的规划可能性。有了人造环境，可用的空间深度得到延伸，从以前的26英尺，到39英尺（用于很多商业建筑）至65英尺之间，甚至更高，像上面提到的SOM设计的内陆钢铁大厦(Inland Steel )和百事可乐公司总部(Pepsi-Cola Company headquarters)，或是康乃狄克州人寿保险(Connecticut General Life Insurance)（图5.10）。深度的增加可以适应随时变化的空间来划分系统。为了达到这种多样性同时不降低室内空间品质，要求就不仅仅是无差别、进深大这么简单：一系列子系统被设计出来去分隔空间，它们组装起来方便、快捷、可逆。这种需要促使模块组装广泛应用起来，空间分割成细胞般的单元。同时，还要维持一个稳定的多功能的能源系统，这方面不仅在前期流水线模式中考虑到，而且也影响到所有办公室子系统的组装设备的协调，从吊顶天花到整个结构，从机械设备的管道和风道到建筑表皮。

这种模块成为控制多功能性的组件，它也同时控制了工作区域。个人办公空间作为最小的单元，提供了控制灵活性的基准模数。[21]工作空间仍然是一个三面围合的模块结构，其在建造上面临着最重要的挑战：发展用标准化的、可兼容的节点将分离的组件连接起来的系统。建筑师的主要目标与办公用品家具厂家的诉求全面结合起来，与此同时投资型办公建筑飞速增长。像Herman Miller和Knoll Associates这样的公司，引领着这场运动，将欧洲现代建筑内在的工业设计思想转译为大尺度的大规模生产。包豪斯的理念呈现在这种组合式的室内装修的新概念中。事实上，还有很多移民到美国的受过包豪斯训练的欧洲建筑师实现了这些概念。

组合型设计的整个概念完全是以一系列办公室家具为原型的。桌子，通常是L型金属制的，高度可以根据不同类型的工作进行调整，桌面是木或胶木；档案柜，也是金属的，通常用来分隔空间；而隔板，是金属的，加上玻璃、木头或胶木饰面。这些家具被当做是一系列组件，不同的尺寸适应不同办公布局的组合（图5.11）。

办公室设计和家具的直接联系引发了对多学科研究团队的需求。除了建筑师和工程师之外，这些团队开始涵盖室内设计师、技术设备顾问以及管理运营的专家。因此，团队工作的方式延伸到了专业的建筑实践。由SOM的戈登(Gordon Bunshaft)和商务设计(Design for Business)合作设计的康乃狄克州人寿保险大楼，是这种工作方式最好的例子，也是当时整合设计的最高水准。天花、地板、墙和结构框架是一个完整系统的各个部分，还包括其他具有兼容性的组件，如隔墙、储存空间和家具（图5.12）。人寿保险大楼的整个设计——像SOM的其他作品那样，如联合碳化物大厦(the Union Carbide Building)——将天花划分为6英尺的网格，每个网格下方对应工作台。这一尺寸恰好是办公桌的最大尺寸和一个办公区域的最小面积单元。每个单元配有各自的一套设备（照明，通风，电，电话和隔音），这样办公室里每个使用区域都能够在设备上自足。从此，地毯可以覆盖整个地板，还增加了房间隔音，以及隐藏了包括有电话、算术计算机和电子打字机这些办公设备的电线网络。

5.10   SOM设计的三个平面比较。左：内陆钢铁大厦，芝加哥，1954-1957；右上：百事可乐公司总部，纽约，1959-1960；右下：康乃狄克州人寿保险，康乃狄克州布洛姆菲尔德(Bloomfield, Connecticut)，1954-1957

5.11   开放式办公室的家具组合，由Knoll Associates, Inc.设计

5.12   SOM设计的康乃狄克州人寿保险大楼。办公室内照（相片© Esto Photographers）；三方会议：Knoll Associates代表、家具的设计师和主席建筑师戈登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这首例多功能的能源分配离不开一个严格的几何秩序。模块化和整合子系统的概念提供了一个解决建筑空间灵活性问题的技术手段。模块化意味着工作空间所提供的自由：20世纪50年代开放式办公室的灵活空间在严格的限制下运作，以几何秩序为其标志——现在比以前更明显——这种几何秩序引起一场疯狂的对系统的探索，探索适用于任何建筑的一套相协调的尺寸系统，从立面墙到隔墙到桌子。开放式办公室工作空间的自由组合要求这些组件的构造尽量采用最标准化的模式。

一旦这个设计模式取代了严格排列和机器主导的泰勒主义办公室，若把它置于一个欧洲语境时，在最大化办公室生产力的新问题的压力下，它将被重新审视，受到更大的挑战：信息的自由流动。一间德国管理顾问公司Quickborner Team，尤其是它的创立者the Schnelle brothers做的研究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将办公室理解为一个“信息处理中心”。[22]他们与办公室家具工业的密切关系促进了他们提议的这个变革。这个概念发展起来，原有的组织方案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办公室景观，即Bürolandschaft，是基于一个配备统一能源服务的无障碍、连续的、进深大的以及有空调的体量——更重要的是，它是最适合开放式办公室的自然环境。然而，在这个模型里，最关键的元素不再是形成“多工序任务”的机械和结构系统，而是基于办公室工作所依赖的东西：纸。搜寻如何高效地促进文件在办公室流通的方法即意味着要解决如何根据员工交接文件的不同方式进行工作位置的重新分配。这个方法节省了时间和办公室内的距离传输。据Bürolandschaft的创造者，“Quickborner Team的目标是创造一个在建筑的任何阶段总是能够满足规划、环境和当今职员个人条件要求的办公设计。”[23]Bürolandschaft的多功能性也因此具有灵活性。每一任务类型的变动伴随着空间布局的重新调整；因为每一个工作计划都意味着一个特定的组合。这表明多功能不再只是意味着办公室装备和家具的可选择性而是成为一个根本的追求目标。